Fangda Wan ’10

生活方式平台、电池公司、大学预科班……中国的创业者们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.

在美国生活8年之后,万方达(Fangda Wan)回到了故乡中国,在这里,她感受到一种微妙的社会压力。她手握两个学位,还有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的任职经历。不过在父母看来,女儿27岁了,找个老公嫁出去才是头等大事. 

在中国,这类观念并不鲜见。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,年轻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婚恋压力。但这也让万方达看到了商机。她发现,中国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,资金丰沛,各路初创公司犹如雨后春笋,而且一改以往为人诟病的山寨路子,纷纷开始大力创新. 2014年,她嗅到一丝商机,于是辞去在北京的全职律师工作,开始自己创业。她创办了女性生活方式平台Nis(中文名为妳的),致力于为年轻女性赋能,让她们透过文章和线上社区追求家庭以外的乐趣。成千上万的女性加入了这个平台.

我创建这个平台,是想告诉父母和世人,生活可以有其他面貌,万方达表示。找个好老公,抓住他,这就算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了——这种心态我觉得有点荒唐. 

近年来,阿默斯特学院(Amherst)的许多年轻毕业生都选择在中国生活、工作和创业,万方达便是其中之一.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中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世界工厂成长为手机科技、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的市场领导者. 中产阶级日益壮大,消费能力今非昔比. 如今,中国已经是留学生和游客的最大输出国。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许多有着强烈好奇心的、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经历这些变化,而是希望亲自塑造时代. 下面便是其中三位校友的故事.

正如万方达看好生活方式平台的潜力一样,埃利·哈里斯(Eli Harris)认为硬件方面大有可为. 哈里斯来自加州圣巴巴拉,在阿默斯特学院获得亚洲语言与文明学位,毕业后,他搬到中国南方城市深圳,进入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厂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(DJI)工作.

哈里斯的创业生涯发轫于阿默斯特. 当时他和三个朋友合伙,5月时把毕业生丢弃的宿舍家具和电器收集、清洁再存放起来,等到秋天再拿出来售卖. 哈里斯还成功说服大学理事会更改了规定(原来禁止校内足球俱乐部成为校队),成功建立了一支校俱乐部足球队. 这件事教会我一个道理:如果现有模式不适合你,不必强求,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社群.” 他说.

来到中国后,中文流利的哈里斯先试过一些别的创业项目。比如中美之间的人参买卖(我带一些有钱的中国人去威斯康星,赔了很多钱),以及从加州进口葡萄酒到中国,还有污水治理等. 这些项目均以失败告终.  

在大疆工作时,哈里斯被电池迷住了. 目前电池市场上有提供工业用电的大型发电机,也有为手机电池充电的小充电宝——而中间的选择却很少. 哈里斯在工作中已经与一些本地工厂建立了联系. 既然如此,何不亲自上阵,填补这个空缺呢?2016年,EcoFlow Tech应运而生. 该公司专门生产便携移动电池,可同时为10个以上中等大小的电子产品供电,比如小冰箱或电吉他等.  

地理位置上靠近电池工厂是很重要的,这样能加快从构思到生产的流程. 海外公司打造一款样品可能需要一周或一个月,而位于深圳的EcoFlow只要一天到一周就够了. 深圳位于中国南方,人口逾1100万,生产了全球几乎各种消费电子零部件. 同时,深圳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创业之都,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之一的总部所在地. 这里有太多事情在发生,哈里斯表示. 而我就在最底层亲身参与这场变革,这种感觉很妙. 

目前,EcoFlow的预订销售额已经超过100万美元,该公司筹集了逾400万美元的融资,计划今年再发布两款新电池. 哈里斯也一举登上福布斯(Forbes) 2018年能源领域“3030岁以下青年企业家榜单. 

然而做到这些并不容易. 当我问哈里斯创业最难的是什么,他回答说,什么都难. 哈里斯说他每晚只睡4个小时,每天平均喝10杯咖啡,已经几个月没出去健身或约会了. 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可持续,他说,但不这样我们就活不下来。硬件领域的竞争太残酷了.

哈里斯说,自己之所以想到来中国生活和工作,还是多亏了龚正心(Jason Kung). 龚正心组织了一场五校联盟(Five College)夏季交流活动,在这次活动中,哈里斯第一次来到中国. 

龚正心在香港长大,学的是政治科学。他原本最想从事金融或法律行业。毕业后,龚正心来到中国杭州执教,期间产生了组织学生交流活动的想法. 在这一年里,他和学生很亲近,现在还会参加学生的婚礼,看望他们的宝宝;他住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小社区里,四周是绵延起伏的茶园,这些都成为了他宝贵的回忆. 这里生机勃勃,与众不同,让我十分难忘,他说. 于是我心想,怎样才能让别的学生也享受到这种体验呢? 

龚正心的学生交流项目一做就是四年,期间还会从事一些大学咨询工作. 之后,也就是2015年,龚正心与人联合创办了自己的教育咨询公司常青汇(Ivyuan),指导和帮助中国学生申请和进入海外大学. 该公司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海外,现有员工大约60名.

只要能力允许,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会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资源. 阿默斯特学院教授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专家冯文(Vanessa Fong)在阿默斯特2017夏季校刊《时间会证明一切》(“Only Time Will Tell”)中对这一现象有详细阐述. 面对竞争激烈、僵化死板的教育体制,有条件的中国人越来越青睐海外求学. 如此便催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备考文化:龚正心说,有一次,一位刚怀孕几个月的妈妈走进他的办公室,向他询问大学规划的事. (他告诉对方,现在谈这个有点为时过早). 

如今,龚正心鼓励学生不要只盯着成绩. 他有个学生来自上海郊外的棚户区,如今,这名学生参与创办了一个面向流动人口的本地艺术项目. 另外一名学生则成了单口喜剧演员,还创办了一家增强现实公司(后来卖给了微软). 龚正心会帮助孩子们应对一些典型的青春期问题,比如同龄人压力、父母离异等等. 作为他们的外部顾问,我能提供轻松而不刻意的帮助,这让我很有成就感,龚正心如是说.

2010年以来,中国经济蓬勃发展,本土创业公司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,创新重镇也大量涌现。万方达表示,在创业能量与精神的感召下,她是其所在律所首个申请先到北京(而不是纽约或伦敦)驻扎一年的员工. 回顾自己突然创业的经历,她表示,阿默斯特学院的哲学课对她帮助很大,让她懂得如何通过合理的分析来批判自己曾经抱持的信念——并且给了她这么做的信心. 这项能力对于她的经营理念至关重要.

今天,万方达在北京的一家中资科技公司找了份全职工作,把妳的当成副业运营. 这次创业初体验有个附带效果:万家二老知道了女儿并非异类,而是日益壮大的选择晚婚的中国独立女性群体中的一员.

如今,中国的创业环境已不复前几年的轻松热烈,变难了许多. 监管趋严、巨头主导让小人物面临了更多挑战.(龚正心认为自己的成功不仅归功于运气和想法,也归功于天时). 尽管如此,这些障碍绝非不可逾越.

对我而言,最有吸引力的是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,龚正心表示。因而我可以畅想一些从前不敢想的可能性. 

害怕失败的声音盘旋在脑子里,扼杀了太多的想法,而哈里斯、龚正心和万方达从未被这样的声音吓退. 他们眼中闪耀着创新带来的兴奋,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.

万方达的朋友们曾劝她,辞掉全职工作太冒险了. 但她不这么想.

我的想法是,好吧,如果我真想学习怎么做这件事,我就应该着手去做。观察别人不能帮你到达目的地,她说。眼下,她正在酝酿下一个创业思路.


Anjie Zheng是一名作家,曾担任《华尔街日报》(Wall Street Journal)记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