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方式平台、电池公司、大学预科班……中国的创业者们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.
在美国生活8年之后，万方达(Fangda Wan)回到了故乡中国，在这里，她感受到一种微妙的社会压力。她手握两个学位，还有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的任职经历。不过在父母看来，女儿27岁了，找个老公嫁出去才是头等大事.
在中国，这类观念并不鲜见。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，年轻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婚恋压力。但这也让万方达看到了商机。她发现，中国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，资金丰沛，各路初创公司犹如雨后春笋，而且一改以往为人诟病的山寨路子，纷纷开始大力创新. 2014年，她嗅到一丝商机，于是辞去在北京的全职律师工作，开始自己创业。她创办了女性生活方式平台Nis（中文名为“妳的”），致力于为年轻女性赋能，让她们透过文章和线上社区追求家庭以外的乐趣。成千上万的女性加入了这个平台.
“我创建这个平台，是想告诉父母和世人，生活可以有其他面貌，”万方达表示。“找个好老公，抓住他，这就算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了——这种心态我觉得有点荒唐.”
近年来，阿默斯特学院(Amherst)的许多年轻毕业生都选择在中国生活、工作和创业，万方达便是其中之一.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中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，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世界工厂成长为手机科技、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的市场领导者. 中产阶级日益壮大，消费能力今非昔比. 如今，中国已经是留学生和游客的最大输出国。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许多有着强烈好奇心的、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经历这些变化，而是希望亲自塑造时代. 下面便是其中三位校友的故事.
正如万方达看好生活方式平台的潜力一样，埃利·哈里斯(Eli Harris)认为硬件方面大有可为. 哈里斯来自加州圣巴巴拉，在阿默斯特学院获得亚洲语言与文明学位，毕业后，他搬到中国南方城市深圳，进入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厂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(DJI)工作.
哈里斯的创业生涯发轫于阿默斯特. 当时他和三个朋友合伙，5月时把毕业生丢弃的宿舍家具和电器收集、清洁再存放起来，等到秋天再拿出来售卖. 哈里斯还成功说服大学理事会更改了规定（原来禁止校内足球俱乐部成为校队），成功建立了一支校俱乐部足球队. “这件事教会我一个道理：如果现有模式不适合你，不必强求，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社群.” 他说.
来到中国后，中文流利的哈里斯先试过一些别的创业项目。比如中美之间的人参买卖（“我带一些有钱的中国人去威斯康星，赔了很多钱”），以及从加州进口葡萄酒到中国，还有污水治理等. 这些项目均以失败告终.
在大疆工作时，哈里斯被电池迷住了. 目前电池市场上有提供工业用电的大型发电机，也有为手机电池充电的小充电宝——而中间的选择却很少. 哈里斯在工作中已经与一些本地工厂建立了联系. 既然如此，何不亲自上阵，填补这个空缺呢？2016年，EcoFlow Tech应运而生. 该公司专门生产便携移动电池，可同时为10个以上中等大小的电子产品供电，比如小冰箱或电吉他等.
地理位置上靠近电池工厂是很重要的，这样能加快从构思到生产的流程. 海外公司打造一款样品可能需要一周或一个月，而位于深圳的EcoFlow只要一天到一周就够了. 深圳位于中国南方，人口逾1100万，生产了全球几乎各种消费电子零部件. 同时，深圳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创业之都，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之一的总部所在地. “这里有太多事情在发生，”哈里斯表示. “而我就在最底层亲身参与这场变革，这种感觉很妙.”
目前，EcoFlow的预订销售额已经超过100万美元，该公司筹集了逾400万美元的融资，计划今年再发布两款新电池. 哈里斯也一举登上福布斯(Forbes) 2018年能源领域“30名30岁以下”青年企业家榜单.
然而做到这些并不容易. 当我问哈里斯创业最难的是什么，他回答说，“什么都难. ”哈里斯说他每晚只睡4个小时，每天平均喝10杯咖啡，已经几个月没出去健身或约会了. “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可持续，”他说，“但不这样我们就活不下来。硬件领域的竞争太残酷了.”
哈里斯说，自己之所以想到来中国生活和工作，还是多亏了龚正心(Jason Kung). 龚正心组织了一场五校联盟(Five College)夏季交流活动，在这次活动中，哈里斯第一次来到中国.
龚正心在香港长大，学的是政治科学。他原本最想从事金融或法律行业。毕业后，龚正心来到中国杭州执教，期间产生了组织学生交流活动的想法. 在这一年里，他和学生很亲近，现在还会参加学生的婚礼，看望他们的宝宝；他住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小社区里，四周是绵延起伏的茶园，这些都成为了他宝贵的回忆. “这里生机勃勃，与众不同，让我十分难忘，”他说. “于是我心想，怎样才能让别的学生也享受到这种体验呢？”
龚正心的学生交流项目一做就是四年，期间还会从事一些大学咨询工作. 之后，也就是2015年，龚正心与人联合创办了自己的教育咨询公司常青汇(Ivyuan)，指导和帮助中国学生申请和进入海外大学. 该公司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海外，现有员工大约60名.
只要能力允许，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会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资源. 阿默斯特学院教授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专家冯文(Vanessa Fong)在阿默斯特2017夏季校刊《时间会证明一切》(“Only Time Will Tell”)中对这一现象有详细阐述. 面对竞争激烈、僵化死板的教育体制，有条件的中国人越来越青睐海外求学. 如此便催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备考文化：龚正心说，有一次，一位刚怀孕几个月的妈妈走进他的办公室，向他询问大学规划的事. （他告诉对方,现在谈这个有点为时过早）.
如今，龚正心鼓励学生不要只盯着成绩. 他有个学生来自上海郊外的棚户区，如今，这名学生参与创办了一个面向流动人口的本地艺术项目. 另外一名学生则成了单口喜剧演员，还创办了一家增强现实公司（后来卖给了微软）. 龚正心会帮助孩子们应对一些典型的青春期问题，比如同龄人压力、父母离异等等. “作为他们的外部顾问，我能提供轻松而不刻意的帮助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，”龚正心如是说.
2010年以来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，本土创业公司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，创新重镇也大量涌现。万方达表示，在“创业能量与精神”的感召下，她是其所在律所首个申请先到北京（而不是纽约或伦敦）驻扎一年的员工. 回顾自己突然创业的经历，她表示，阿默斯特学院的哲学课对她帮助很大，让她懂得如何通过合理的分析来批判自己曾经抱持的信念——并且给了她这么做的信心. 这项能力对于她的经营理念至关重要.
今天，万方达在北京的一家中资科技公司找了份全职工作，把“妳的”当成副业运营. 这次创业初体验有个附带效果：万家二老知道了女儿并非异类，而是日益壮大的选择晚婚的中国独立女性群体中的一员.
如今，中国的创业环境已不复前几年的轻松热烈，变难了许多. 监管趋严、巨头主导让小人物面临了更多挑战.（龚正心认为自己的成功不仅归功于运气和想法，也归功于天时）. 尽管如此，这些障碍绝非不可逾越.
“对我而言，最有吸引力的是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，”龚正心表示。“因而我可以畅想一些从前不敢想的可能性.”
害怕失败的声音盘旋在脑子里，扼杀了太多的想法，而哈里斯、龚正心和万方达从未被这样的声音吓退. 他们眼中闪耀着创新带来的兴奋，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.
万方达的朋友们曾劝她，辞掉全职工作太冒险了. 但她不这么想.
“我的想法是，好吧，如果我真想学习怎么做这件事，我就应该着手去做。观察别人不能帮你到达目的地，”她说。眼下，她正在酝酿下一个创业思路.
Anjie Zheng是一名作家，曾担任《华尔街日报》(Wall Street Journal)记者.